科里森兄弟实现了在线支付的民主化,并在此过程中,重塑了数字经济。

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在新兴市场,微型、小型和中型创业企业的数量约在3.65亿至4.45亿家之间,贡献了60%的就业,以及40%的GDP。这些公司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融资。因此,新兴国家的创业者该如何迈入国际市场,提升本国财富?

解决方案之一来自爱尔兰一个名叫德罗米尼的小村庄。这里只有102个人,却诞生了世界上最年轻的白手起家亿万富豪:帕特里克·科里森(Patrick Collison)和约翰·科里森(John Collision)。

德罗米尼就像是风景明信片上的那种村庄——几家白墙的酒馆,几间商店,两座旅馆,游客要么是来划船的,要么是来参观一座年久失修的11世纪古堡。离村子最近的主干道在8公里之外。夏天,码头还算热闹,但到了冬天,村子就变得悄无声息。

正是在这个地方,帕特里克和约翰学会了编程,并开始思索在线支付,开始为Stripe奠定基础。这家支付公司最近一次融资是在2018年9月,估值为200亿美元。亚马逊、Booking.com、Lyft、Dliveroo、Shopify、Salesforce以及Facebook的付款都由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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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塔法·阿敏(Mostafa Amin)位于开罗的创业公司Breadfest在与Stripe合作后,得到了来自硅谷的风投

“上学无聊透顶”

“德罗米尼岂止是个乡下地方。”约翰说。“我们去上学要坐40分钟的车,每个班学生不到20人。”对兄弟俩来说,上学无聊透顶——他们的父亲是电气工程师,母亲是微生物学家,光是餐桌上的谈话就完胜课堂。他们喜欢上了数学和物理,十几岁时,家里就有九台电脑,并每月支付100欧元,从德国订购卫星宽带连接。

哥哥帕特里克一头红发,今年30岁。他曾经偷偷带着科学和历史书籍,在无聊的课上看。“你可以绞尽脑汁,自己去创新,也可以像抄近道一样,从书里找灵感。”

16岁时,帕特里克凭借Croma编程语言,赢得了爱尔兰皇家都柏林学会主办的“Esat BT”年度青年科学家奖。颁奖典礼末了,时任爱尔兰总统玛丽·麦卡利斯(Mary McAleese)在麦克风前感叹:“他才读高一!真是难以置信!”

那一年,帕特里克用20天时间,自学了两年的高中课程,高分横扫30场考试,取得毕业证书。最后,他还跑了场马拉松,以示庆祝。2006年,他被麻省理工学院录取,靠的是13岁时的SAT成绩。

弟弟约翰一头黑发,今年28岁,他也没有落后,高中毕业连考了8个A1(90分及以上)。不过在此之前,他跟帕特里克去美国,完成了自己的过渡学年(爱尔兰初高中教育之间的间隔年)。那年,兄弟俩一个17岁,一个15岁,共同创立了他们的第一家初创企业——软件及服务平台Auctomatic,供eBay超级卖家跟踪库存与客流;另外,他们还开发了一个iPhone应用,提供维基百科的离线副本。

“两个爱尔兰的孩子,创立了一家公司,而且顾客来自世界各地,想想还是挺不可思议的。”约翰说,“父亲打理过一阵子旅馆,母亲办过员工培训公司,但他们只是做生意,不是创业,所以,我们没有人可以请教。不过我们很快就发现,创立一家互联网公司,最难的不是想出一个点子,也不是把点子写成代码,或是扩大知名度,让人愿意掏钱。最难的,是怎么把顾客的钱收进来。你可以在Facebook上分享照片,却不能同样轻松地运作金钱。感觉就像是黑暗时代。”

七行代码打败PayPal

2007年,当他们给自己的API(应用程序界面)编程时,在线支付就应该尘埃落定了。1998年,伊隆·马斯克(Elon Musk)、彼得·蒂尔(Peter Thiel)和马克斯·列夫琴(Max Levchin)创办PayPal。2002年,eBay出价15亿美元收购该服务。不过,由此掀起的金融科技“革命”不像是一场反叛,倒像是某些银行趁机将投资组合多元化,它们架设好支付网络,心急的初创企业只好乖乖就范。银行依然会验证身份,并把控着信用卡以及扣款账户。

“问题永远在于中间方的层层盘剥。”伦敦商学院的会计学教授克里斯·希格森(Chris Higson)说,“在美国,金融中介的年成本大约是2%——跟19世纪末期一模一样。130年了,美国金融行业的效率没有半点提升。”

多年来,电子商务的发展都比支付技术的发展要快。企业要想做买卖,就得去银行——付款处理机构——设立网关,将两边对接。这个过程耗时数周,要跟很多人打交道,并不断地产生费用。如今使用的软件中,很多都已有几十年历史,而且出自银行、信用卡公司和金融中介之手。

Paypal的目的是简化支付,结果却适得其反。种种限制把初创企业气得够呛——营业额一旦达到某个水平,企业就会自动受制于滚动储备(rolling reserve),储备期从21天至60天不等,也就是说,一家企业的营收,最多有30%会被冻结起来,而且最长可冻结两个月。所以,企业就得抉择了:是要它呢,还是要银行自建的那些繁复的遗老系统。

“对我们来说,这没什么可多想的:既然它们满足不了客户需求,那我们就建个更好的。”约翰说,“在老式作风的企业里,支付系统由首席财务官挑选。在他们看来,各种系统都是一样的,于是,他们只看供应商的竞价。但如果你身为开发者,一心想开发下一家Kickstarter(众筹平台),或是下一个Lyft(网约车服务),而你的团队只有两个人,两人都在编写相对复杂的代码,解决复杂的基础架构问题,这时,你所需要的,是一个简单的支付API——一旦装上,就不用再动了。”

2008年,兄弟俩以500万美元将Auctomatic卖给了加拿大公司Live Current Media。随后,两人入读大学,一个去了麻省理工,一个去了哈佛。他们开始聚焦于软件开发——真正去构建网站、编写应用。他们写出了七行简单的代码,可以插入任何应用或网站,使之在一天之内接入支付公司,而且谁都可以操作。曾经耗时数周的过程,现在却成了简单的复制粘贴。

2010年,兄弟俩从大学辍学,拿着创业孵化器Y Combinator的种子资金,在旧金山创办了Stripe。公司提供七行代码,并承诺一劳永逸。开发者只要整合了Stripe API,就几年不用去动它。2011年,他们找到了彼得·蒂尔和伊隆·马斯克。

“找到PayPal创始人,跟他们说,互联网支付一点儿也不好用——这样做是有些莽撞。”约翰笑着说,“但看看WhatsApp,你用它能跟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的人聊天,免费聊。电信公司、网络服务提供商、海底电缆的所有者,这些人通力协作,创造出这样一个全球通信网络。再看看经济基础设施,我们连起步都谈不上。”

兄弟俩提出了一种愿景:随着网络连接不断扩大,加之产品变得简单易用,互联网商务将实现扩增。“这也是PayPal最初的愿景,但他们没能实现。所以我想,很多人不能理解我们的地方,他们应该能理解。”

Stripe的A轮融资由蒂尔领投,红杉资本(Sequoia Capital)和安德森·霍洛维茨风投公司(Andreessen Horowitz)参投,筹集资本200万美元。凭借在开发者中的口碑,Stripe迅速成长起来。一些企业——包括网络集市构建者(如Shopify)和共享经济的新入者(如Lyft)——需要在按下一个屏幕按键的时间内,在海量小型供应商、房主/司机和万千顾客之间,处理各种付款。若要搭建会计平台,对进出款项实施管理,大约需要六个月时间。Stripe用自己的服务器处理付款,将买家和卖家的麻烦降到最低。

很快,Stripe就与多家公司签订了合约,包括Lyft、Facebook、DoorDash(外卖送餐)、Deliveroo、Seedrs(众筹平台)、Monzo(移动银行)、英国《卫报》、Boohoo(时装电商)、Salesforce、Shopify、Indiegogo(众筹平台)、Asos(时装品牌)和TaskRabbit(跑腿服务平台)。该公司不愿透露全年处理金额,但表示,每年,它要为数百万家公司处理几十亿英镑的交易。

去年一年,65%的英国网民和80%的美国网民都从Stripe技术支持的商家那里买过东西,只不过,很少有人意识到这点。PayPal会在付款过程中“露面”,而Stripe更像是“白标”商家帐户,它处理付款,检查欺诈行为,并且只收取很小比例的费用:欧洲信用卡是付款金额的1.4%外加20便士,其他所有信用卡是2.9%加20便士。买家可以在信用卡账单上,看到卖家的名字;而Stripe的logo只有在卖家选择显示时,才会显示出来。

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都能创业

有人指出,它不是最低价的供应商,但取消了其他所有中间商,所以,这是你唯一要付的费用。光是这一点,就够打动市场了。但真正具有变革性的,是他们接下来的动作。

“这些年来,Stripe一直在想方设法,试图抓住一个显而易见的机遇。”Stripe首席业务官比利·阿尔瓦拉多(Billy Alvarado)说。他在洪都拉斯长大,1998年,飓风将首都的三座桥梁全部摧毁。“一下就冒出很多人,穿着橡胶靴,收钱背人过河。”他回忆说,“在任何一个国家,放眼望去,创业者都无处不在。很多人都渴望创办全球互联网企业。跨国做买卖并不容易——但这样的新兴企业不下数百万。我们想做的,就是帮助他们,让这一步变简单。”

2016年2月24日,Stripe公司发布Stripe Atlas平台,其设计宗旨,就是让你在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都能创业。这是一个邀请制平台,不论来自加沙地带,还是英格兰最北部的小镇,你都能在美国特拉华州注册成为一家美国公司。该州的税制、法律和政策都十分亲商,以至于财富500强企业中,60%都是在那里花500美元注册的,其中包括美国银行、谷歌和可口可乐。

从某种层面上看,只有德罗米尼这样偏远地区的人,才能想到这种主意;也只有那里的人最清楚,与人类文明天各一方是怎样的体验。它的内核,是要“提升互联网GDP”——2016年,在巴塞罗那举行的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帕特里克这样解释道。他说,Stripe的目标人群,是来自非洲、拉丁美洲、中东和亚洲部分地区的创业者。“未来十年,大部分的增长将来自那些未得到充分开发的市场。”他说,“这包括我们还没有接触到的大约62亿人口。这么大的机遇要是错过,那就太可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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黛娜·卡特利用Stripe Atlas支付平台,创办了Coterique。“Atlas拯救了我们的业务。”她说。

黛娜·卡特(Dana Khater)今年24岁。她生于埃及,在迪拜长大,11岁前都上国际学校。父亲去世后,她回到开罗,“在自己的教育问题上,跟母亲争执了好些年”。

“我本来想去国外上大学。”她笑着说,“我被(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录取了,但母亲不让我去——那年我16岁,她说我太小,不能独立生活。结果头一年,凡是遇到麦吉尔大学有、而我的大学没有的,我就拿出来说事儿。有一次就说到一本时装杂志,她被我说烦了,对我说,‘那你自己办一本杂志啊。’于是,我就去办了。”

在埃及,时尚类杂志刊登的多是《Vogue》文章的译文。卡特想关注中东品牌。当时,开罗设计师阿米娜·K.(Amina K.)刚在伦敦时装周发布T台首秀,开罗时装圈也逐渐向好。于是,卡特和团队学习时装拍摄,向商店借用服装,而商店则帮忙销售杂志,换取曝光。她做了两年半的杂志——始终没去成麦吉尔大学——直到2011年,革命爆发。动荡的开罗街道上,到处都是抗议者、军用车辆、大规模祈祷示威、防暴警察和被纵火的装甲车,直到总统穆巴拉克辞职。

后续几个月,新旧秩序小心翼翼地并存着。卡特在高端百货商场Ego找了份工作。“革命过后,谁都不知道未来会怎样,所以,没人买奢侈品。”她说,“很多在Net-a-Porter(奢侈品电商)上售罄的产品,在我们的货架上就是卖不动。真来买东西的顾客,也会索取没有品牌标志的塑料袋。即便花钱,他们也不想让人看到。”

卡特提议Ego推出自己的电商网站,但被拒绝了。于是,她决定将自己的杂志变成一个平台,展示并销售新兴品牌。2013年2月,Coterique上线。该站的第一笔订单来自纽约,第二笔来自洛杉矶,她还没反应过来,就运营起了一项全球业务。当时,Coterique销售的品牌来自12个国家,包括埃及、迪拜、黎巴嫩、英国、澳大利亚和土耳其。

接着,在2016年,为了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120亿美元贷款,埃及政府将本国货币贬值,导致通胀高企,借贷成本飙升。贬值前,1美元只能兑换6埃及磅;贬值后,一夜之间,1美元就能兑换17埃及磅。

“我们的很多品牌和顾客都不在埃及国内。”卡特说,“顾客付的是埃及镑,但我的纽约品牌只收美元。谁都不想摊上外国货币,于是,我们不得不去银行,把埃及镑取出来,拿到黑市上兑换成美元,再存进去,每次都要损失一大笔钱。”

从公司的一名早期投资者那里,她听说了Stripe Atlas。关键是,Atlas允许Coterique注册成为美国的C类公司(对公司及其所有者分开征税的公司形式),外带一个硅谷银行(Silicon Valley Bank)账号,可以接收美元付款。

“在可以接收美元之前,我们只接受埃及镑付款。”她说,“如果你在伦敦,看中了我们的一条连衣裙,你得谷歌一下EGP,才知道它代表的是什么货币。你看到的是埃及,而电视上的一切都告诉你,埃及局势不稳。你心想,自己能不能收到裙子都是个问题。于是,你一下子失去了兴趣。Atlas拯救了我们的业务。”

如今,在特拉华州的科技型C类公司中,20%是以Stripe Atlas为基础的。阿尔瓦拉多平日负责Atlas与硅谷银行的合作。在他眼里,构建Atlas与他的个人经历有着一种特殊的关系——他的父亲成长在贫困家庭,而他出生时,家境也颇为艰难。

“我的祖父是个街贩。”他说,“我父亲18岁时,祖父扔下相当于2美元的钱,跟他说,‘照顾好你妈和你弟弟。’父亲从银行门卫做起,慢慢做上去,直到给一个负责信用审查的人工作。那人在花旗银行找了份活,把我父亲也带去了。他一下子就成了专业人士。我们去美国读书的钱就是这么来的——但一切都仰赖那一个人的决定。我觉得,帮助新兴市场不应该出于偶然。”

当然,Atlas不是慈善事业。支付业务的利润率窄是出了名的,而且在成熟市场内,增长没那么容易。阿尔瓦拉多援引预测数据说,70%的互联网商务将来自新兴市场——“所以,我们有必要现在就行动,不然,人们会自己解决问题,想出支付和借贷的办法。”

但并非所有人都认同。“就发展中国家而言,对亲商环境中那些具有颠覆性特点的中小型创业企业,以及对商业思路清晰的企业来说,Stripe Atlas是有益的。”纳迪亚·米林顿(Nadia Millington)说,她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社会创新与创业课程的副主任。“然而,考虑到注册与运营美国C类公司的复杂性,大多数中小型创业企业都无法应对。它们要克服的难题包括重复征税、繁复的汇回法规,以及运营跨国业务所需的控制架构。从理念上看,‘互联网GDP’的概念很吸引人,但背后的假设——它将广泛惠及新兴市场的中小型创业企业——就有些牵强了。还有不少的结构性、体制性和社会性障碍,需要去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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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里森兄弟,今年7月摄于Stripe旧金山总部。

一个解决方案就是平台模式。过去五年,包括亚马逊和Uber在内(两家都是Stripe客户),很多企业迅速构建起了数十亿美元的业务,颠覆了一个又一个产业,靠的就是平台化的商业模式。凭借开放、互联和可迅速规模化的优势,它们构建出了开发者、用户和供应商并存的完整生态系统。

借助平台,大家都能在基本中立的条款下,开展各种买卖。世界各地的数百万卖家被涵盖进来。在Stripe搭建的市集中,有四分之一的市集,卖家都不在本国。而对兄弟俩而言,这只是一个开始。今年7月,Stripe进军信用卡业务,利用已有的万事达卡和维萨卡支付网络,帮助企业用户发行面向员工的信用卡。出于对互联网创始者的忠诚,他们的使命,是纠正互联网建立过程中一个可怕的错误。


翻译:雁行

审校:Lily

编辑:漫倩

来源:Wi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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