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品 首都师范大学 文学院讲师、二次元文化参与者观察者、北京大学文学博士

当你在追星、刷屏、打游戏时,你其实在为资本无偿贡献劳动

造就 TALK · 2019-02-11 · 18:39:37

我们会看到,今天没有一个流行文化产品,可以用金庸、斯坦·李这种单一的署名作者去标识,而是多重力量汇合的结果。

轮博女工这样的概念,就以一个非常幽默的方式向我们提示了,她们不仅仅在对流行文化进行消费、消遣,她们也在从事一种劳动,却无法获得应有的报酬、报偿。

当我们在发现和瞩目于这种断裂的时候,其实一些既有的社会结构的弊病、既有的社会运行方式依然在延续。

——林品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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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下这个非常擅长“造词”的媒体语境里,我们常常会用“XX元年”去标识某个看似特殊的年份。

比如说,刚过去不久的2018年,在文化领域被称作过是“偶像元年”、“科幻元年”等等,借以标识它是某种新事物、新方式的开始,和某种旧事物、旧方式的落幕。

但标识就意味着是一种人为的认定,新与旧之间的区隔究竟在哪里?当我们在使用这样一些看似酷炫的概念在标识、怀念逝去的这一年时,有什么被我们遮蔽和轻视了?

2018这一年里,流行文化领域出现了很多看似标志性的事件,比如金庸、斯坦·李等传奇作者离世,我们缅怀着这些曾铸就了一代人集体记忆的大师,仿佛某种旧有的东西一同随之逝去了;《偶像练习生》与《创造101》等造星综艺大肆流行,造出了一个又一个让我们目不暇接却又转瞬即逝的流量偶像们;好莱坞电影工业依旧稳定地向我们输出着一部又一部现象级IP作品,为我们织造了诸多的奇幻梦境……

这次我们特别专访了文化领域的新锐学者林品,希望借助他既是资深受众又是研究者的双重视野,帮助我们开启新的视角,来观察和反思当下这些琳琅满目、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而这样⼀种新视⻆,不论是对于作为广大受众的我们来说,还是对于文化工业的从业者,都是可贵的。

2018年,以金庸、斯坦·李为代表的这种具有建构宏大IP帝国的作者离世,你觉得这是否代表着一种构建宏大世界观的流行文化趋势在逝去?

林品:我不大同意这种说法——以构建宏大叙事为核心的这样一个流行文化生产范式,正在成为旧的范式。因为我们会看到,在流行文化领域非常具有影响力的一些大师级的人物,比如说金庸,比如说斯坦·李,金庸开创的武侠世界,斯坦·李开创的漫威宇宙,其实至今依然在持续不断地衍生出新的流行文化产品。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于宏大的世界观设定的这种创作,它依然具有一种生命力。但我会认为,从另外一个意义上说,旧有的、以这两个大师为标识的一种流行文化生产范式,很可能一去难复返了。就是以一个特定的、单一的署名作者为中心的这样一种流行文化生产的范式,很有可能正在成为过去,或者它早已成为过去,只是我们依然会沿用这样一个单一的署名作者来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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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在漫威这个例子上,我们常常会说斯坦·李是漫威之父,但漫威早已经成为了一个庞大的产业链条。

今天的很多流行文化现象、流行文化产品群,对于金庸武侠世界的IP转化,或者围绕着漫威宇宙所展开的那样一个规模庞大的流行文化生产,它们都不是以某一个特定的署名作者为中心,而是一个庞大的团队的运作。甚至可以说,这样一种运作涉及一个规模非常庞大的工业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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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进一步说,这样一种流行文化的生产,它的生成和演变是在文化创意产业和粉丝同人文化的一种互动当中发生的。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今天的作者早已经“死去”。虽然“作者已死”是一个已经被讨论了很多年的命题,但是如果我们一定要以金庸、斯坦·李这样的大师级人物的去世,作为一个标志性事件的话,我们会发现,它可能正向我们提示着,这样一个大的趋势,这种以单一的署名作者为中心的流行文化生产范式早已消失,而且一去难复返。

今年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在21世纪,除了漫威之外,可能最为风靡全球的一个流行文化的大IP,J.K.罗琳的魔法世界,它也出现了新的作品——《神奇动物:格林德沃之罪》。如果我们对比《神奇动物》系列和《哈利·波特》系列,我所说的这个趋势就更为明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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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神奇动物》系列,虽然我们会用J.K.罗琳这样一个和金庸、斯坦·李可以齐名的署名作者来标识这个系列,尤其是这个系列与《哈利·波特》系列之间还存在着许多互文关系。但如果我们去对比《神奇动物》系列和《哈利·波特》系列,对比它们的生产流程、文本特征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在《神奇动物》系列的创作、生产、传播过程当中,其实J.K.罗琳只是作为一个环节,在与华纳公司这样的大资本,以及与全球各地许许多多的哈迷,有着不同趣味、不同取向的哈迷的互动关系当中,完成了剧本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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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这个剧本也仅仅是最终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流行文化产品的一个蓝本、底本。最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样一个产品,事实上是编剧、导演、一系列演员,还有制片人、美工师、视效团队等很多很多人员,共同创作而成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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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J.K.罗琳的作者意志,在其中只是一个因素、一个力量,它在和多重力量进行着博弈、互动。同时,这些我们常常会称之为文化创意产业的这一端的多重力量,还必须将粉丝同人文化的创作趋势,将通过网络大数据的方式,经由数据挖掘和数据分析呈现在文化创意公司面前的那些粉丝的意志,作为重要的参考因素,将它们吸收内化到自己的流行文化产品的生产过程当中。

由此我们就会看到,今天没有一个流行文化产品,可以用金庸,用斯坦·李,用这样单一的署名作者去标识它的特征,而是多重力量汇合的结果。

对于这种这种趋势,你自己的价值判断是什么?你觉得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林品:这个问题很尖锐,因为我一般如果做流行文化研究的话,有一件事情是我自己会尽量避免的,就是放入你的价值判断,就是从个人评判上去说,它是好的还是坏的,善的还是恶的。在做流行文化研究的时候,如果做个人价值判断的话,容易让你的评论非常具有感染力或者个人色彩。但也有可能让你的评论遮蔽掉了一些面向,容易让一些你自己的好恶、你自己的趣味局限你的视野,从而导致一些屏蔽。所以,我尽量避免做这样的价值判断。

如果我们去看的话,我们会发现,比如说一个文学家,他原著当中比较清晰的主题,在多重力量的交织当中会变得模糊,特别是当它成为一个流行文化产品之后,当然它之所以能成为流行文化产品,特别是像电影或者游戏这样的工业品,它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会放入一些商业性的考量,放入一些针对特定核心用户的市场需求所植入的内容。

这些东西都很可能会去消解、去稀释一个作者的意志,以及他如果独立创作一部作品时会植入其间的关键的主题。所以,这就见仁见智了,因为有一些人可能会去拥抱这种更符合粉丝取向、市场取向的创作路径。但是也有一些,比如特别忠实于某一个作者的个人风格和他特定的思考主题的那些人,有可能会对这样一个趋势感到不满,甚至是失望。这都有可能发生。

那你如何看待当下流行文化中大众参与度提高的这种趋势?

林品:我们今天经常说,一些新的技术让大众对于流行文化的参与度变得更高了。特别是我们会说,随着网络技术、数码技术的发展,随着整个媒介生态环境,从原有的以广播电影为主导的状态,变成今天以数码媒介、网络媒介为主导的状态,我们经历了一场重要的媒介环境、媒介生态的转型。

在这个过程中发生的最重要的一项转型是什么呢?就是原先的那种以单向传播为特质的媒介环境,变成了一种以双向互动性为特质的媒介环境。因为,相对于广播媒介、电影媒介来说,数码媒介、网络媒介具有一种非常新的特质,就是一种双向交互性。

这样一种双向交互的媒介特性,会赋予很多新媒介用户以发布信息、生产内容的权利。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会看到今天的流行文化,不仅仅是由文化工业或者文化创意产业创造的,而是由文化创意产业和那些新媒介用户共同创造的。

在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到,大众对于流行文化的参与度提高了。但是当我们瞩目于这样一个事实,或者使用一些类似于prosumer这样的新概念,来描述新媒介用户的新特征的时候,这里所说的prosumer,就是由producer和consumer,这两个旧有的英文概念合并而成的,在中文语境当中,可以翻译成产消合一者,或者生产型消费者。当我们用这个新的概念来描述新媒介用户的新特征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可以注意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很有趣的概念,就是playbour(游戏劳工)。

它同样是一个合成词,但它是由player(玩家)跟labour(劳工),这两个概念合成而来的。它可以向我们提示另外一种去观察和思考今天的流行文化生态的路径、角度,它也提示了另一种去审视今天的流行文化生态的立场。

当我们说新媒介的用户获得了媒介赋予的权利、参与到了流行文化生产的过程当中的时候,我们也要注意到,当他们在娱乐休闲的时候,他们很可能也成为了一种遭到剥削的劳动者。比如说,当他们在使用互联网平台、产品的时候,他们也在不断地生成UGC,即用户生成内容。这些用户生成内容会赋予那些互联网平台、互联网产品非常重要的一种使用价值,一种可以转化为经济利益的价值。

当他们在享用数码媒介为他们提供的各种各样的便利的时候,他们也有可能是在牺牲个人的隐私,并且交付出很多媒介使用记录。当他们在接受一个产品,或者在进行游戏的时候,还会留下很多很多自己的生物体信息。

这样一些信息、媒介使用记录、用户生成内容,都可能作为一种重要的数据进入到网络大数据之中,供那些互联网公司进行变现和使用。但是,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这些互联网用户自身,是并不可能得到任何报偿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他们是playbour。

当然,还有一些更典型的例子,在粉丝文化的案例当中,我们会注意到,有一种新的现象,比如说流量明星和他们的粉丝。当粉丝们在从事一些娱乐的消遣性的活动的同时,也在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非物质产品的生产者,也在成为用巨大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在生产非物质产品的劳动者。他们生产出来的最重要的一种产品,就是流量数据。这些流量数据,对于很多新媒体公司,对于偶像工业来说,是一种很重要的产品,可以创造出经济价值。

但是,我们会发现这些迷妹,她们可以获得我们难以量化、无法估量的精神上的满足,但她却很难从这样一个过程当中,获得一种经济上的报偿。反而,她们不单作为一种非物质产品的生产者,作为一种情感劳动者、数码劳动者、信息劳动者、数据劳动者在从事着工作,而且还要投入自己大量的金钱,去购买那些偶像工业的商品,进行那些商品消费行为。

这种生产过程本身是一种高强度的劳动行为,以至于那些粉丝她们可能会用一个有趣的概念——“轮博女工”来自嘲。我觉得,像“轮博女工”这样的概念就以一个非常幽默的方式向我们提示了playbour这个概念,它不仅仅意味着她们对流行文化的一种消费、消遣,而且还意味着,她们在从事一种劳动,却无法获得应有的报酬、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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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很难很简单地说,大众的参与性提高了就完全意味着一件乐观积极的好事,而是需要更多细致的辨析,再结合信息科技,就是在关注信息科技如何与既有的社会机制发生相互嵌入的过程中,去进行一种更为细致的辨析和更为细致的案例考察。

从你自己的角度来看,你觉得关注和研究当下流行文化的意义是什么?

林品:我觉得,流行文化可以作为一个窗口,帮助我们去认识今天社会的很多重要的发展趋势。同时,流行文化还可以作为某种症候,去帮助我们探知今天的社会、今天的世界可能存在的一些结构性问题,或者结构性弊病。这个是对流行文化研究来说,我觉得非常具有意义的一点。

比如说,我们可以去通过观察流行文化,来了解今天的这些新媒体技术、新媒介技术是如何改变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生活。我们也可以借由流行文化,去探知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它的推进和在推进过程中遭遇的困境。

这都是流行文化作为一种重要的窗口和症候,有可能为我们带来的非常重要的认知上的意义。而且不仅仅是认知上的,经由认知,还可能会对我们如何去实践,如何去改变这个社会,带来一些有益的参照,或者具有警示性的提示。

举个例子,2018年有一部非常流行的好莱坞大片风靡全球。在造就talk流行文化专场上,有三个讲者都提到了这部好莱坞电影,就是《头号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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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它为例子就可以看到,这部电影既向我们展示了日新月异的技术变革、媒介变革如何模糊了虚拟与现实之间的边界,这样一种模糊有可能给我们对于世界的感知,有可能给流行文化的样态,有可能给人类的社会生活,带来很重要的变化;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这部电影是如何巧妙地运用了好莱坞大片最为擅长的意识形态修辞策略,或者说意识形态魔法,向我们揭露了像环境危机、能源危机、贫富分化、寡头垄断、资源集中,这样一些重要的社会的结构性弊病的同时,又通过高妙的叙事、炫目的奇观,让我们在看完整部电影之后,从中获得一种抚慰和满足,从而忽略和遗忘了那样一个后末日的世界观设定,有可能向我们提示着非常重要的社会问题和社会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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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样一种社会问题和社会弊病,又有可能经由我们——作为研究者、学者——通过细致的文本分析、流行文化研究,重新经由这些素材、文本、研究对象而被揭示出来。

所以,对我来说,流行文化是在这个意义上,特别具有研究的价值,也特别值得我们对它进行深入的探讨。

你觉得2018年是否是一个有着特殊转折意义的年份?

林品:我觉得,2018年并不算是一个有着特殊转折意义的特定年份。因为,我们经常会用一些标志性的事件来标识一种断裂。但我觉得,当我们谈论断裂的时候,其实往往要注意两点容易被忽略的事实,第一个就是,断裂可能早就已经发生了;第二个是,当我们谈论断裂的时候,当我们发现断裂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在其中看到一种绵延的存在。

就以2018年最具轰动性的一个科技新闻为例,事实上,它的影响力和轰动效应,早就超出了科技的领域,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例基因编辑婴儿在中国诞生。以这样一个新闻为例子,我们其实会发现,使用基因编辑来改造胚胎的基因技术,其实在多年之前就已经出现,并不是一个今年才出现的事实。

另一方面,我们会发现,在这个事例上,从技术的层面上说,如何让我们的基因编辑技术避免脱靶的风险,这个问题至今依然是尚未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一个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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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更宏观的层面上看,我们会发现,第一例基因编辑婴儿之所以会在如何避免脱靶风险这个难题尚未被攻克的情况下,就在今年诞生,这背后其实是有一系列的结构性的社会因素的。比如说,一些对于整个社会的公众非常重要的实践活动,却缺乏有效的监管和更具有透明性的公众监督。而这样一些社会问题,实际上是一种延续性的问题。

更进一步说,我们会发现,在2016年,出了AlphaGo战胜李世石的新闻,2017年又出了索菲亚机器人被沙特政府赋予了公民身份,成为了人类文明史上第一个机器人公民的新闻,2018年又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基因编辑婴儿等等这样一些新闻,它们向我们展示了,新的技术革命,发生在数码技术、信息技术和生物学领域的一系列新技术革命,正在改变着既有的对于人的基本定义,同时也在模糊着人与非人之间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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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常常会说,我们正在迎来一个后人类的时代。而且常常会用后人类这样一个很有震撼力的概念,来标识我们整个人类社会、人类文明或者说地球文明正在面临的一种断裂。

但是,当我们在发现、瞩目于这种断裂的时候,其实一些既有的社会结构的弊病,既有的社会运行方式依然在延续。我们其实在很多层面上,社会的层面、文化的层面,并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去应对这样一项新技术革命可能给人的伦理、人的行为、人本身带来的很多冲击、挑战和难题。

就此而言,其实我并不觉得2018年是一个真正具有非常特别的转折意义的特殊年份。这只是一个例子,可能在很多方面我们都会看到,有很多新颖的东西正在扑面而来,有很多科幻的想象正在变为现实,有很多很多新的现象随着媒介变革、随着新技术革命出现在我们面前,但是,我们依然延续着一个旧有的社会结构、社会运行机制,这彼此之间的冲突、搅合,是我们需要去正视和回应的。

你如何看待你自己度过的2018年?

林品:我觉得,2018年对我来说,它是一个很特殊的年份,绕回刚才那个问题的问法。因为,它是我作为一个高校青年教师,完整地度过的第一个年份。我是在2017年8月入职,成为了一个光荣的人民教师。在这一年也经历了挺多事情,首先是要适应这个身份的转变,对我的生活和我的工作所带来的改变。同时,除了自己的科研工作、校园教学工作,也尝试去接触了一些新媒体的交流知识、分享知识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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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开设在线的音频课程,或者是通过一些网络直播的方式,或者是通过像造就这样的线上加线下的平台,来分享自己的知识和观点,这样一种经历,其实对我来说也是非常有趣的。而且我觉得,作为一个光荣的人民教师,在第一个以人民教师的身份完整度过的年份里,也会让我去思考很多有趣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刚才一直谈到的新技术革命,谈到的媒介变革所带来的问题;比如说,在我们的教育过程当中,今天的教育,要去向学生们分享的最重要的一种知识和能力是什么?在我看来,很可能是一种如何在自动化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的冲击之下,让我们依然可以在这个社会当中不被取代的能力和知识。

这些经历也会促使我去思考,如何在这样一个媒介变革已经深刻地消解了三次元与二次元、线上与线下、网络与现实的区隔的环境当中,充分地借助这些新媒介带来的渠道,向更多的人,以更好的方式去实现教育的目的,去完成知识的分享和传播。

这些问题当然也都是要通过自己的思考和实践的有机互动来慢慢探索的,也是我自己想要在未来的过程当中探索的。同时我也觉得,这也是像造就这样的平台大有可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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