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楸帆 科幻作家

为什么是科幻,而不是言情、武侠,能消解我们的焦虑?

造就 TALK · 2019-02-15 · 10:49:00

造就第407位讲者 陈楸帆

科幻作家、编剧

华语科幻星云奖、银河奖得主

我是陈楸帆,今天我带来的这个话题,可能听起来有点天马行空。我要分享的是科幻小说有什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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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话题其实有非常现实的一个语境,大概是两个月之前,我们很熟悉的亿万富翁潘石屹,见到了他的偶像,我相信也是在座很多人、包括我在内的一个偶像——刘慈欣老师。

他见刘慈欣,其实是为了给他拍照,同时也问他一些问题。大家知道,随着《三体》的爆火,其实非常多的互联网从业者、投资人都从《三体》里面读解出非常多有用的概念,比如说降维攻击、黑暗森林法则、三体管理学等概念。甚至很多老总会请大刘去当顾问,希望借助他的这种神力拨开现实迷雾的一角,窥见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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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慈欣老师自己说过,2018年他去参加了乌镇的区块链大会,在大会上很多的区块链大佬说:“我从《三体》里面读到了区块链思想。”

刘慈欣老师就说:“我写《三体》那会儿,大概还在2006年之前。那会儿区块链思想,还不知道在哪呢。”

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环境。当时潘石屹也问了刘慈欣老师很多关于科幻小说如何影响现实世界的问题,刘慈欣老师也非常实在地说:

“我就是个写科幻小说的,所有另有所指的,都不是科幻。科幻的目的就在于科幻本身。

大家可以看到,这两种看法是截然不同的。一派就是把科幻作家当成仁波切,把科幻小说当成科学算命;但是另外一派,像刘慈欣他就觉得,我写科幻只是一种业余爱好。

那么作为一个科幻读者,我们应该怎么样来摆正自己的心态?科幻到底有没有用呢?这就是今天我非常想跟大家探讨的一个话题。

无用之用的科幻

中国有一句古话叫作:无用之用,方为大用。我觉得这句话特别好地概括了科幻小说在我心目中的作用——它是当今最重要的一个文类。

这句话不是我说的,而是尤瓦尔·赫拉利先生说的。他在接受《连线》杂志的一个采访时说了这番话:“科幻小说帮助大众形塑了对于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等等新事物的理解。这些技术会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内彻底地改变我们的生活以及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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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科幻小说诞生之初,1818年。那是一个变革的时代,工业革命、机器大生产让许多的产业工人下岗,同时生物学、电磁学也取得了突破进展。这时候的欧洲大陆,其实肆虐着黑死病。

一群来自英国的文艺青年跑到了日内瓦去避难,无聊之余他们就提出了大家每天来讲一个鬼故事。

其中有一位叫玛丽·雪莱的少女,当时年仅18岁,她讲了一个这样的故事:一个科学家利用生物解剖学以及电力学的知识,制造出一个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的生命,这个造物反过来又摧毁了它的创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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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它叫《弗兰肯斯坦》,我相信大家都非常了解,这个故事被称为现代科幻小说的一个缘起。它的起点非常高,因为它探讨的这些议题一直延续到了今天。不久前大家知道的关于基因编辑伦理的问题,其实跟这个故事也是一脉相承:我们是否有权利用科技去创造一个新的生命?这个创造物跟我们人类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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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科幻小说面向的,就是这种焦虑: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人类作为一个文明整体,它面对许多认知、情感、伦理、制度上的焦虑。那么科幻小说如何来处理这些焦虑呢?

这种焦虑一方面来源于信息的不对称,我们对新事物的不理解、不接受。就像阿瑟·克拉克所说的,人类总是在高估一项技术所带来的短期冲击,但是低估它所带来的长期影响。

所以今天其实我要探讨的就是:科幻小说作为一种文类,它为什么跟言情、武侠或现实主义不一样?它有什么样的特质能够来处理人类文明的这种焦虑?

“在真实社会里面的一块文学想象性的飞地”

我从历史上找到了三个理论家,他们的理论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科幻小说它到底是如何发挥这种功用的。

第一个叫达科·苏文,他出生于前南斯拉夫,是一个加拿大裔的犹太人,他从苏联的形式主义的立场,从诗学和美学的观念出发,第一次在历史上建立了一套针对科幻小说的系统性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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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他这么重要呢?因为在此之前的所有评论家其实都是用主流文学、传统的纯文学的视角来评判科幻小说。比如在中国,很多人会说:科幻小说就是给小孩看的,《三体》文学性不强,人物特别平板、苍白,尤其里面的女性人物塑造。

但达科·苏文提出的这套理论,从一个崭新的坐标系去告诉我们,科幻小说究竟为何区别于其他的文学样式。他提出一个概念,叫做“认知陌生化”。这个概念其实直到现在都有非常大的影响。

这个概念是什么意思呢,让我们来看这个坐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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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轴代表着认知性的高低,横轴代表着审美以及诗学上的从自然主义到陌生化的不同的阶段。

我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种芝麻得芝麻,种西瓜得西瓜。这是非常符合我们对于客观世界和自然界的一种认知,它是逻辑自洽的,它是能用理性去认知和理解的概念。那么种芝麻得芝麻、种西瓜得西瓜,我们可以把它放在左上角,它是一个现实主义的乡土文学。

如果种芝麻得西瓜,这其实超越了我们对日常的认知,它是一个不符合我们逻辑思维的一个现象,我们把它放在右下角,它可能是神话、民间传说,可能是奇幻或魔幻现实主义。

如果我们种下了一颗芝麻,通过生物基因的改造技术,让它长成了像西瓜这么大的一个芝麻,那么它就是科幻文学,放在右上角。其实这就是《小灵通漫游未来》里所描述的,种芝麻得西瓜那么大的芝麻的故事。

我们可以看到,认知性和陌生化其实不是一对撕裂的概念,它们其实是相辅相成,中间有着非常有机、辩证统一互动的关系。

正是这种关系,使得我们阅读科幻小说成为了一种不断挑战、打破、重塑我们认知与审美边界的一种思想的实验与冒险。

我要介绍的第二位理论家,是一位韩裔美籍学者。她毕业于哈佛,叫朱瑞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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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2010年出版了一本书《隐喻梦见了文字的睡眠吗》,其实从这个名字你就可以看出,她其实是在向菲利普·迪克的《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银翼杀手》原著)这本经典著作致敬。

她在书里面提出了一个非常激进的观点——科幻是一种高密度的现实主义,而我们传统所认为的“现实主义文学”,只是一种低密度的低能量的科幻文学。

这个论点怎么成立呢?

她把我们的视线引向了古希腊。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所有的文学创作其实都是对现实的一种模仿和再现。但到工业化时代之后,尤其现在越来越多日新月异的高新科技,整个世界的现实图景已经高度的复杂化、抽象化,它远离了我们日常经验的限度。传统的文学话语已经无法再有效地帮我们去模仿、再现现实,所以这时候,隐喻出现了

大家肯定非常熟悉这样的一些说法,比如说地球是一座村落,互联网是一条信息高速公路。这其实都是运用了一种隐喻的手法来解释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这样的概念非常多,包括全球化、网络空间,也包括我们最熟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所以,科幻小说里最有趣的一点是什么呢?这些比喻的本体和喻体,其实就是一回事。

举一个例子就是《头号玩家》,在《头号玩家》里,其实大家都可以看到网络空间被塑造成一个主角可以在里面自由穿梭,去进行冒险的虚拟的世界、绿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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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个绿洲其实具备了现实的一个功能,就是它在叙事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同时它在文本上又是对网络空间的一个比喻。

那我们再来看这幅图,这只像小象一样大的一个猪,它旁边有一句诗叫作“肥猪赛大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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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个放到大跃进时期,是对农业浮夸风的一个隐喻,但是如果把它放到1958年迟叔昌老师的经典的科幻小说《割掉鼻子的大象》里,那么它就是把猪通过基因技术改造成可以长成大象那么大的尺寸。

所以在这个科幻小说里,我们可以把这一只猪从科学的真实性和现实的隐喻性两个角度,去同时进行理解和认知。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在科技概念不断冲刷我们的认知的当下,科幻小说是一种能从更大的密度、更强的能量、更全面全息的角度,去描摹、再现我们复杂的现实场景的一种文学样式,它是最大的现实主义。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学者,他是非常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后现代理论的一位大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2005年他出版了一本非常重要的著作《未来考古学》,在这本书里他把科幻小说当成一种从未来看当下、从他者看自我的思想框架。通过这种思想框架,我们可以对现实进行批判性的认知测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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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这么说呢?他其实从一个乌托邦的角度来看待科幻小说。他认为乌托邦冲动其实是一种人类的无法化约的心理本能,它是一种存在的本质,就像弗洛伊德的性冲动一样,无处不在。

所以科幻小说不是预测或者逃避,而是一种想象力的实验,是一种对完美的启发机制。它是一个认识论而不是本体论上的存在。

但是到了20世纪之后,基于托马斯·莫尔在1526年写的《乌托邦》经典文本所延展出来的这种经典乌托邦文学,已经失去了在历史上的正统位置。

为什么呢?20世纪我们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核爆、冷战。而在冷战之后资本主义与消费主义的生活形态,已经像封锁地球基础科学的智子一样,封锁了我们在主流话语里面对于未来的乌托邦图景的想象。

但这时候詹姆逊发现,在主流话语之外的科幻小说这个领域,因为它一直被边缘化,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一个圈子。在这里面,乌托邦被作为一种批判性的话语,也就是我们熟悉的反乌托邦小说,继续保持着对未来的这种想象和探索。

他研究了很多个时期的乌托邦小说,发现在美国六七十年代有一群科幻作家,特别喜欢写作性别与种族的这种话题。因为男权和技术,是当时占据着资本主义社会主流话语权的两大元素。

在其中,有非常重要的一部作品,来自我非常喜欢的人类学家、科幻奇幻作家勒奎恩。她写作了一部小说叫《黑暗的左手》,设想了一颗常年在零下几十度的冬星,这颗冬星科技非常发达,但它是一个封建制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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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上面所有的人跟地球人不一样,不是生下来就有男女两种性别,在每个月三分之一的时间里,他/她都是处于一种中性,或者说雌雄同体的状态。而只有当一个人进入了发情期,遇到了另一个同样处于发情期的个体,这时候两个人的生理和心理才会开始发生变化。其中一个人变成雄性,一个人变成雌性,然后他们可能会开始交配。

但是大家要注意一点,这两个人的变化是随机的,有可能一个人这次变成男的,下次就变成女的。如果她怀孕了,她就会一直保持这种雌性的状态直到分娩完毕,然后再变回中性。

所有的故事都是围绕这样一个设定下的世界观去展开。在冬星人看来,地球人这种二元对立的性别,完全就是一种性变态。

詹姆逊为什么这么高度地评价这部作品对乌托邦的想象呢?

第一,它通过取消性别的方式否定了性别政治;

第二,它通过描述了一个封建制的高科技社会,否定了我们主流的话语权把资本主义跟科技发展认为是强联系的历史决定论的观点。

所以这就是詹姆逊对科幻小说的看法,他觉得这是一种我们去理解自我、把握当下的一种间接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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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通过塑造这样一些乌托邦/反乌托邦的世界,去塑造很多太空歌剧、赛博朋克、后人类时代等这样一些他者世界;我们对现实进行一种否定,我们让读者在阅读这样一些故事的过程中,更加清楚地看到我们自己精神、意识形态上这种被囚禁的状态。就这样,我们保留了“在真实社会里面的一块文学想象性的飞地”。

在这个飞地里,我们的写作、批评不再只是一种文本的生产,而是对了社会有了一种现实性的介入和干预。就这样,我们把人性和历史的乌托邦进程在科幻小说里继续往前推进。

介绍了前面三位大师的理论之后,大家可以看到,尽管他们各有侧重,但都是对科幻与文学、科幻与科技、科幻与现实、科幻与未来这四组关系进行思考。当我们了解了这四组关系之后,再回过头去看《弗兰肯斯坦》、《三体》、《小灵通漫游未来》等作品,我们会有全新的感受。

科幻消解不了日常焦虑

就像歌德所说的,理论是灰色的,而人生之树常青。回到我为什么要写作科幻这个问题,我必须回到我13岁时。读完阿瑟·克拉克的《2001太空漫游》之后,我仰望星空,觉得宇宙如此的浩瀚,而我自己特别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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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未知的恐惧,对变化的焦虑,在每一个人的身上,也在作为整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中。而科幻小说通过讲故事的方式,让我们去体验这无数种可能性,去理解并感受超出日常经验之外的人类境况,由此,我们得到了超越此身此世的生命,我们作为人类个体的焦虑,也被更为宏大的时空尺度、超越人类中心的多元视角所冲淡、摊薄、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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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种原初的感动和敬畏,让我开始拿起笔来写作,创作我自己的科幻世界。在最早我写作科幻的时候,它无法给我任何经济上的回报,但是写作科幻,让我穿越了无数个时空,经历了难以言喻的精彩冒险,与诸多伟大的心灵产生共振,结交了遍布世界各地因为科幻而相识的好友。这些,都是无法用物质来进行刻度衡量的。

那么科幻到底能不能解决我的现实的焦虑呢?我的回答当然是不能。

科幻会在截稿日期前给我源源不断的压力,这是让我嗷嗷焦虑的一件事,但是科幻能够解决的是人类文明整体的结构性的焦虑。

什么叫结构性的焦虑呢,近几年有很多人问我:AI会不会让人类失业下岗?机器会不会取代人类、甚至奴役人类?这就是我所谓的人类文明的结构性的焦虑。

对我来说,答案也非常简单:与其焦虑未知,不如拥抱变化。

作为一个物种,人类跟其他的物种其实是一样的,它有生老病死的周期,它最终也会有迎接灭亡的一天。但倘若我们能把人类文明通过某种方式传承到下一个文明、另一个物种中,那就是人类的荣耀。

比如,我们在地球上留下多元性的建筑或艺术;我们向太空发射人类的信息,像最近旅行者2号,它已经飞离太阳风层,进入星际空间;我们教会机器以及其他物种理解人类,理解人类的创造以及情感。

在我的新书《人生算法》里,我写了六个故事,全部是关于人与机器的关系的。我邀请了我以前在google的前同事、创新工场CTO王咏刚老师,创造了一个AI机器人。

这个AI机器人,通过学习我的写作风格变成了陈楸帆2.0。我只要输入一个关键词,它就可以给我吐出一堆貌似我的风格的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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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把AI写的东西,融入我自己,也就是陈楸帆1.0的文本里,放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新的故事,我跟AI一起来写作关于人类和AI的故事。

最后,我发现非常有意思的一点是,我以为是我用机器帮我完成了一个故事,但最后发现其实机器利用我来写作了一个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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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这个喧嚣与骚动的时代,不管你热爱的是二次元、粉丝、游戏、韩剧还是电影,我们面对焦虑最好的方式,就是保持一种开放乐观的心态,去拥抱未知,拥抱明天,拥抱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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