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凯莉·霍平(Kelly Hopping)开车穿越西藏山区。中途有个中国同事下了趟车,从路边摊买回一袋东西,看着就像插在棍子上的一根根的“芝士条”。那位同事总共买了250根,花了整整1000美元,用来给患癌的母亲治病。其实,“芝士条”是一种死去的毛虫,它的尸体被真菌(“棍子”)给侵占了。“我当时震惊了,”霍平说,她是博伊西州立大学的生态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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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市场上的冬虫夏草比黄金还要贵

没错,那就是冬虫夏草,世界上最名贵的寄生虫。热带地区有一种真菌会把蚂蚁变成僵尸。冬虫夏草的“草”,跟这种真菌是亲戚。但不同于那个臭名昭著的表亲,虫草菌只生活在西藏高原,专门感染蝠蛾幼虫。它是传统中药中的一味,近几十年需求暴增,在北京,它的价格是金价的三倍。不丹是出产国之一,它的国民生产总值中,相当一部分都来自冬虫夏草。

对于西藏高原上的人们来说,这是一种福音。采挖冬虫夏草是那里数万人的主要收入来源。它能解决温饱、医疗和教育支出,让人们在越来越难找到营生的世界屋脊之上,勉强维持生计。

但艰难的日子在后头。霍平采访了数百名采挖者,并分析了当地气候,最后以确凿的证据证明了一种已有的猜测:在过度采挖和气候变暖的夹攻下,这种珍贵的真菌正在消失。冬虫夏草的泡沫就要破灭,一整套生活方式也将销声匿迹。“我问他们:‘如果能干点别的,你们还会干这个吗?’很多人都回答:‘要是有的选,肯定不会,但就是没的选。’”霍平说。

夏季,蝠蛾幼虫埋藏在泥土中,以植物根系为食,并在此时感染虫草菌。秋冬季节,真菌在幼虫体内生长,慢慢蚕食它的躯体。到了春天,地表的积雪融化,宿主差不多已是行尸走肉,在虫草菌的胁迫下,逐渐向地表转移。随后,真菌长出满载孢子的草头,从幼虫头部穿出。冬虫夏草之名由此而来。

找到这些深色的草头颇不容易,西藏的高山草甸莎草遍野,远看十分相像。虫草采挖就更难了。“要是真菌和毛虫脱离,这东西就没有价值了,所以采挖时,一定要让两部分连在一起。”霍平说。“而这些地区草皮很厚,我给土壤采样时,要用刀把草皮割开。”这是一项艰苦的工作,但也是采挖人的社交活动——夏天,他们可以借着挖虫草,跟朋友们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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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出地面的虫草草头

每年五六月份是虫草的采挖季。挖到以后,采挖者通过一种复杂的讨价还价机制,将战利品卖给收虫草的商人。双方在长袖的遮盖下出价砍价。一经成交,冬虫夏草就会经过一个又一个中间商,流转到中国那些熙熙攘攘的大都市。

虽然几个世纪以来,冬虫夏草的药用价值都很受推崇,但很长一段时间里,需求都局限在精英阶层。到1993年9月,情况发生了变化。当时,中国女子长跑队在比赛中出人意料地打破多项世界纪录——教练马俊仁将部分原因归于冬虫夏草。其可信与否暂且不论(相关的兴奋剂传言不绝于耳),但在这种说法的推动下,冬虫夏草变得价值连城;2003年非典期间,坊间一度传说“虫草能防非典”,再次推波助澜。虫草需求飙升,采挖与销售一下子变得大有赚头。

1997年至2012年间,冬虫夏草平均每年涨价20%。全球范围内,冬虫夏草的市场规模达到50至110亿美元。高端虫草大卖,因为它上得了台面:个头最大、卖相最好的被当作商务礼品,每公斤可卖到14万美元。但由于中国中产阶级的崛起,个头较小、价格低廉的虫草也有了巨大需求。冬虫夏草不再是帝王和商人的专利;普通人也开始服用虫草,用来预防各种各样的疾病。

在西方媒体中,冬虫夏草被冠以“喜马拉雅伟哥”的称号,但霍平说,她在西藏从未听到类似的说法。人们大多用它促进免疫,或治疗包括癌症在内的各种疾病。至今,它的抗癌功效都没有得到临床验证,但从这种生物体中,研究人员还是分离出了有药用价值的化合物。“它不像犀牛角那样,一点药用价值都没有,”霍平说。“至于售价跟药用价值是否匹配,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在当代西藏人民的生活中和生计当中,它的角色再强调都不为过,”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的艾米丽·叶(Emily Yeh)说,它是人们最重要的经济来源。”人们的生活都是绕着采挖转的。有的甚至为争夺采挖地盘,不惜暴力相加。每年的采挖季,有的学校干脆放假,方便学生采挖虫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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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居民在搜寻冬虫夏草

虽然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但冬虫夏草的处境岌岌可危。“很多人都说,他们小时候,虫草随处可见,”霍平说。她采访了几十名采挖者。几十年前,拿虫草换饼干还是稀松平常的事,而且,虫草多的时候,整片草地都是红色的。这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将自己的采访与之前的几百项研究进行对比后,霍平发现,几十年来,越来越多的采挖者表示收成日渐稀少。“以前,他们曾经说产量‘波动’,现在则众口一词地表示‘减少’。”她说。

这当然跟疯狂采挖有关系。真菌还没释放孢子,就被人给挖走了,后续的收成就失去了保障。从霍平的采访来看,很多人都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他们也知道自己在加重问题,但别无选择,”她说。

少数受访者还表示,这跟气候变化也有关系一—确实,霍平对比虫草菌总量和当地的气候特征发现,海拔3000至5000米之间多裸露的地面,而且冬季干冷,最适宜虫草生长。虫草菌以及它的宿主蝠蛾幼虫都能适应极端寒冷的天气。零下15至零下5摄氏度之间是适宜虫草的温度区间。而“在喜马拉雅山区,冬季的升温幅度非常吓人,”霍平说。

围绕虫草减少的原因,很多研究都作过推测,但霍平经过细致的调查,“在冬季气温和虫草菌产量之间,建立起了明确的联系,这是之前没有的,”澳大利亚南昆士兰大学的乌坦·巴布·什雷斯塔(Uttam Babu Shrestha)说。

全球各地的山区都在升温,一些物种开始向更高、更冷的山区迁移。但虫草菌高度依赖它的宿主蝠蛾(以及蝠蛾赖以为食的植物),让整个食物网一起迁移,难度可能有点大。除此之外,在西藏高原上,可供迁移的山区已经不多。“气候变化速度和生态系统的适应速度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距,”霍平说。

纵观人类历史,一种模式反复出现:气候变化削弱一个物种的势力,而人类扣响了最后的扳机。虫草菌也许是下一个受害者。比它更具魅力的物种,比如猛犸象和大地懒,都是这样绝迹的。

为了扭转局面,不丹等国对冬虫夏草的采挖设置了全国性的上限。一些地方则有自己的采挖规定。但冬虫夏草吸引了无视这些规定的盗采者,“这里还涉及到一种心态,就是‘我不采,别人也会来采’,”霍平说。这就是经典的公地悲剧,而其他机遇的匮乏又使局面进一步恶化。

归根结底还是经济问题,霍平说。采挖者通常家境贫困,来自各个少数民族,受教育程度不高,找不到其他工作。放牧等其他传统职业同样因为气候变化变得日益艰难。“他们需要更多的选项。”霍平说。“这是降低生存压力的主要途径。也就是说,把他们需要采挖的量降下来……我想,对于这些,他们也是清楚的。”


翻译:雁行

审校:李莉

编辑:漫倩

来源:The Atlan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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