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被厚厚的冰层所覆盖,深蓝色的湖面一望无际,上面铺着一层刚刚落下的白雪。来到这里可不容易,先要坐六小时的航班,从莫斯科飞抵伊尔库茨克,继而行车三小时,最后坐上一种名为“Matanya”的火车,沿着单线铁路,以脚踏车的车速,在无敌湖景中前行四个小时。火车制造于1905年,只要时速超过二三十公里,就会转弯不力,一头扎进湖中。拜尔·谢波诺夫(Bair Shaybonov)的目的地是湖边的一座孤房。房子不通自来水。屋外一个窝棚,就算是厕所了。

谢波诺夫是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的一名实验物理学家。他的妻子是名牙医,两个女儿分别十岁和四岁。14年来,几乎每一年的春天,他都要抛下家人,来到贝加尔湖,与冰天雪地作伴。长时间的离家造成了很多问题,女儿们想念他,妻子也一度受到抑郁症的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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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怪物:图中橙色浮标的作用,是让探测器在水中保持静止,这也是探测器长相怪异的原因之一。背景中的冰上营地,就处在水下探测器的正上方。每年的2月到4月,科学家都住在其中,研究暗物质。

但在贝加尔湖,他有机会去钻研当今物理学界一些最大的难题。每年的2月到4月期间,十几名像他一样的科学家汇集于此,从湖水深处拉起一个奇异的装置——外形活像章鱼,外加金鱼眼和水母一般的腿。这是一部水下探测器,旨在猎寻宇宙中最神秘的粒子之一:高能中微子。有朝一日,它还有望找到暗物质存在的证据——暗物质的身份至今未被确认,但可能构成了可观测宇宙的约27%。

这些探测器极其敏感,任何背景噪音或辐射,都可能让数月的工作彻底泡汤。因此,谢波诺夫等研究人员需要在这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待上几周,乃至几个月。这一切代价高昂:很多人都饱受孤独的煎熬,婚姻关系紧张,错过孩子的成长。但他们不能一走了之。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成就感,满足着他们的求知欲。置身超凡美景中,开展最前沿的科学研究,对一些科学家来说,这样的机会实在难以放过。于是,他们在社会交往与潜心钻研这两种互斥的生活形式之间,频繁地来回切换,满足着两者的不同需求,交替体验着喜悦与挫败。

2010年2月27日凌晨3点34分,智利中部发生8.8级地震,导致该国93%的人口供电中断,525人死亡。但在智利阿塔卡马沙漠,天文学家保罗·C. 科尔特斯(Paulo C. Cortes)竟浑然不觉。在巨型射电望远镜ALMA(阿塔卡马大型毫米波/亚毫米波阵列)的控制室内,他和其他50名左右的工作人员毫不知情,直到发现所有的通信线路都中断了——就连附近小村圣佩德罗的电话也打不通了——才知道出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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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处不胜寒:茕茕孑立的控制中心。ALMA的办公室、实验室和望远镜控制室都在其中。不远处是雷勘克博火山的雪峰。

两天之后,从ALMA下来的第一批工作人员才抵达圣地亚哥。很多人都“揪心不已”,因为家人生死未卜,科尔特斯说。人们愤怒、沮丧,有的人甚至失声痛哭。

“我从未感到如此孤立无援。”他回忆起当时的感受。

但孤独、与世隔绝的感受是他生活的常态。

每隔三周,他都要坐两小时的飞机,从圣地亚哥飞到卡拉马,随后驱车两小时,来到ALMA,展开为期八天的工作。经常性地外出,外加其他的科研和会议出差,使他很难享受到家庭生活。在ALMA,不少人的婚姻都出现了裂缝。一名工程师不得不辞职,因为妻子让他做出选择:是要她,还是要观测站的工作。另有几人私下坦言,自己的家庭也出现了问题。在不远处的帕瑞纳天文台——世界最先进的光学望远镜VLT和VST所在地——有一名天文学家向我们吐露,妻子与他离婚,就是因为受够了他频繁出差。

所幸,科尔特斯的婚姻依然完好。“让人头疼的不是妻子,而是女儿卡特琳娜。”科尔特斯说。卡特琳娜快六岁了,能敏锐地意识到父亲不在身边。有时科尔特斯打电话回家,她会拒绝和他说话,因为父亲总是出差让她感到很不满。每次得知父亲要回家,她都会兴奋得不得了。但等到父亲进了家门、对她微笑的时候,她却又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不屑一顾的样子,然后躲进自己的房间。要过好一阵子,父女俩才能重新熟络起来。

你可能想当然地以为,孤身在外能让科学家专心工作,但事实也许恰恰相反。有时候,科尔特斯沉浸在对女儿的思念中不能自拔,得好好调整一番,才能专注于手头的工作。

尽管面临种种困难,科尔特斯还是有很多理由坚守这份工作。在智利,天文学家要找一份体面的工作,不是件容易的事,他说。“相对于智利高校的水平,”他在ALMA的工作“报酬很高”。他有机会出国,参与国际性的科学会议,每年可休一个月的科研假,用于开展独立研究,还有最多34天的年假。

但最重要的是,他得以站在科学的最前沿——对于从事实地研究的天文学家而言,很少有比ALMA更好的地方:阳光明媚的高原上,天线像一个个巨型蘑菇,扫描着宇宙。

他希望卡特琳娜能体谅他的苦衷。“我跟她解释说,我喜欢我的工作。有些事情是我们想要去追求的,就比如幸福。”他说。但他追寻梦想的同时,也担心有朝一日,女儿会选择类似的工作,并面临相同的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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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无法陪伴家人的,也有找不到女友的,就比如马克·范·罗森姆(Mack van Rossem)。他是粒子物理学专业的一名研究生,驻扎在“冰立方”(IceCube)——南极广袤冰原上的一座实验室,旨在寻找神秘的中微子。不过,比起实验室,它更像是《007》电影中大反派的老巢。这样的实地考察也能催生恋情。其中有大约50名工作人员,有的来时还是单身,临走就已经成双成对了。

但不是所有人都这样幸运。范·罗森姆作为后备人员,被派往IceCube工作一年,因而比其他人晚到两个月。一去他就发现,想谈恋爱已经太晚:“大多数女性都已经有伴儿了。”这让范·罗森姆颇为头疼。他说,他“最大的损失”就是没有女朋友。

他们会安排放电影、打排球和日语课,以免“疯掉”。

他认为,自己的选择谈不上牺牲,更像是一种交换。他中断了社交生活,换来了磨练科研技能和享受自然美景的机会。但若再选一次,他还会愿意吗?“我觉得,交换一次还挺划算。”他说。“至于第二次,还得再想想。”

为了打发闲暇时间,范·罗森姆和同事们会通过聊天软件Skype和电子邮件寻找慰藉。每天,两颗上传数据用的卫星从头顶经过,可以为他们提供七个小时的互联网连接。基本上所有的生活必需品,这里都有。范·罗森姆说,他们会安排放电影、打排球和日语课,以免“疯掉”。

这一切都是为了疏解孤独。而每年的4至8月,当漫无边际的极地冰原堕入永夜时,这种孤独感就更加剧烈了。范·罗森姆的同事克里斯蒂安·克鲁格(Christian Krüger)抱怨说,永夜期间,他的情绪常常波动,想不通自己为什么还留在这儿。越是处在无尽的黑夜之中,他越是渴望绿树和青草,公园和城市,乃至雨水。不过他最想念的,也许还是跟各种不同的人接触时的奇妙体验,比如在杂货店里,和陌生人聊上一两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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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的科学家:马克·范·罗森姆说,他暂停了自己的社交生活,换取去南极研究的机会。

在谢波诺夫工作的贝加尔湖,科学家们也会组成小型团队,尽管如此,孤独还是在所难免。由于资源短缺,团队往往不是精心构建的,而是胡乱凑成而成。因此,同事中总有一些“惹不起的人,谁都不愿跟他们合作,我们一般都避开他们。”谢波诺夫说。

晚上,为了打发时间,他们会喝喝伏特加,弹弹吉他。但这些科考任务中从来没有女性,主要原因是设施太过简陋。这些科学家住在小屋子里,每个屋子两组上下铺,加一个小小的取暖器。这里没有隐私可言,所以谢波诺夫的妻子和女儿们也从未前来探访。随着女儿们一天天长大、懂事,她们对父亲的想念也在一点点增加。“我知道爸爸的工作很重要,但我希望他能多待在家里。”谢波诺夫十岁的大女儿说。

谢波诺夫的妻子也是如此,丈夫不在家时,她的日子特别难过。两年前一个阳光明媚的冬日,她带两个女儿出去散步,不小心滑倒,摔断了腿。虽然在一个亲戚的帮助下,她勉强能照顾两个女儿,但由于行动不便,又没有丈夫在身边,当时的她陷入了抑郁。“我在吃抗抑郁药的时候,他没有在我身边。”她回忆说。

不过他最想念的,也许还是跟各种不同的人接触时的奇妙体验。

谢波诺夫也想握着她的手,告诉她一切都会好起来,也想帮忙照顾孩子。但除了视频聊天,他什么忙都帮不上。离开贝加尔湖,就意味着失去工作。“不管你愿不愿意,现实就是如此。”他说。

有的科学家更喜欢待在实验室里,就是为了避免这种两难处境。“长期在外是一项苛刻的条件,愿意接受的科学家并不多。”哈佛大学教授阿维·勒布(Avi Loeb)说。虽然勒布也在寻找暗物质,但他极少离开自己的办公室。对于背井离乡的实验物理学家,他表示钦佩,但就自己而言,他说,他只有跟家人待在一起,才能保持内心的安定。他说,“社交生活不仅仅是交换信息这么简单,它还涉及肢体上的接触,涉及一种体验。”

但谢波诺夫之所以坚持这份工作,除了迫不得已之外,也是为了满足内心的需求。他离不开贝加尔湖,他说。对他而言,住在距离文明一两百公里以外的冰面上,能给予他“情感上的放松”,这样的机会难能可贵,他说,“这是一种至关重要的休憩。”


翻译:雁行

校对:其奇

编辑:漫倩

来源:nauti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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