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茨维林格对一位纽约法官说:“政府所寻求的那种权力的一个问题是,它很难给自己划定一条到此为止的界线。”

在苹果公司与美国政府之间围绕是否该破解一部手机而展开的激烈对抗中,马克·茨维林格(Marc Zwillinger)是苹果的法律战略智囊。可讽刺的是,茨维林格过去的东家恰恰是美国司法部,当年他自己也下达过那些监视监听的命令。

然而,在过去十年中,茨维林格已经成为硅谷公司抵制美国情报机构监视命令时首先想到法务专家。

茨维林格这人带有些理工男的气质,有过目不忘之能,连政府简报上的脚注和页码都能背下来。他曾在秘密法庭上帮助雅虎跟美国情报系统对着干,也曾为WhatsApp就如何跟警方打交道出主意。最近,围绕着该不该帮政府解锁一名恐怖分子的手机这个问题,茨维林格正为美国市值最高的公司协调制定一套全国性的法律战略。

作为律师事务所ZwillGen的创始人兼管理合伙人,茨维林格以及其他四位律师参与到这场法律大战中来,说明苹果并非像政府所说的那样是为了沽名钓誉,而是在为一场可能影响到未来多年围绕数字权益展开的漫长法律斗争做准备。

2月16日,美国加州地方法官谢里•皮姆(Sheri Pym)命令苹果帮助政府解锁一部iPhone手机。这部手机属于加州圣贝纳迪诺枪击案中的一名枪手。苹果已经对此提出上诉,称这种做法将形成一个法律判例,使其有义务帮助政府解锁任何手机,导致消费者信任遭到破坏。

有知情人士认为,苹果可能会输掉官司的第一回合。不过苹果已准备好一路上诉,要把官司打到美国最高法院。


“这是我们时代的问题,即‘个人隐私和政府权限之间的平衡点在哪里?’”

——马克·茨维林格


在苹果的这支律师团队里还有一个美国法律界的代表人物,那就是西奥多·奥尔森(Theodore Olson)。他是Gibson Dunn & Crutcher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算起来,奥尔森在最高法院出庭的时间超过了美国任何一名律师。2000年,在总统大选出现了具有争议的接近票数之后,他成功说服最高法院,裁定赢得大选的是乔治·布什(George W Bush)。2013年,他又说服最高法院废除了加州的同性恋婚姻禁令。

也许跟此案最相关的事情是,对于圣贝纳迪诺枪击案这样的恐怖袭击案件,奥尔森拥有不同寻常的说服力。在9.11事件中,他的妻子就在被恐怖分子劫持撞击五角大楼的美航77号航班上。

按照知情人士的说法,在苹果与FBI之间爆发的这场法律大战中,如果说在科技法务领域缺少经验的奥尔森是整个团队的脸面,那么茨维林格可能就是幕后的总导演。在过去一年中,茨维林格一直在为苹果搜集法律依据做着基础性的工作,因为在美国各地类似这样政府要求协助解锁手机的事情有十几起。

“政府索取的那种权力存在一个大问题,那就是它很难分清楚适可而止的界限。”2015年10月,在涉及另一起解锁手机案的听证会上,茨维林格对法官这样说道,“可它会仅仅满足于解锁手机吗?”

茨维林格在纽约郊区长大,他曾对一名作家说,自己9岁时就立下志向,长大后要当律师,当时他在学校一场名为《审判白雪公主》(The Trial of Snow White)的改编童话剧中扮演“白雪公主”的辩护律师。后来,他考进了哈佛法学院。

“我看到过监视的成果。”茨维林格在此前的一宗诉讼案件中说道。

茨维林格曾是美国司法部计算机犯罪和知识产权部门的检察官,拥有绝密安全许可。在美国法律界,有一大批职业轨迹与他类似的律师。这些人当过政府的检察官,如今摇身一变,成了硅谷反抗政府的监视命令法务智囊。

显而易见,替硅谷卖命的报酬更加丰厚。不过,很多律所高管表示,在离开政府之后更容易看出政府办案人员的越界行为,哪怕他们的用意是良善的。

“当他们离职后,他们都认识到了政府所掌握的惊人权力。”阿尔伯特·吉达里(Albert Gidari)说,他是一名刚刚退休的隐私权律师,曾为谷歌效力,并向苹果推荐了茨维林格。

“在政府机构任职的经历让他们认识到,权力可能遭到滥用。”吉达里如是说。

熟悉茨维林格的人士说,他从个人层面关心隐私权,不仅仅是因为公司付给他丰厚报酬。

在法庭上,茨维林格将先前的检察官经历作为一项优势来利用。根据一份最近解密的法庭笔录,几年前他在替雅虎就一项大规模监视命令进行抗辩时,他在法庭上说道:“我自己就下达过这种监视命令,我见识过它的后果。” 

“政府为美国境内的数百万人建立了一个资料库,即便那些人毫不知情,我认为这将造成严重的伤害。”茨维林格说。不过他最后还是输掉了那场官司。

熟悉茨维林格的人说,他个人本身就非常关心隐私保护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因为公司付给他丰厚的报酬。

跟科技公司合作同样意味着他有时候需要为收集数据的合理性辩解,即便这会引起一些消费者的抱怨。

2014年,茨维林格帮助苹果和其他几家科技公司赢下了一宗险些演变为集体诉讼的案件。这些公司被指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收集了用户iPhone手机的通讯录信息,甚至连一名法官也写道:“法庭也怀疑,这其中可能存在正当的索赔诉求。”

另一方面,据知情人士透露,茨维林格和他的律所也将一些潜在客户拒之门外,因为他们不愿意为这些客户的做法辩护。

在当前苹果与政府的博弈中,茨维林格在好几家法庭跟政府方面展开恶斗。在2月23日公开的一起案件中,茨维林格提交给法官的信件显示,苹果目前正在抗辩至少10部手机的解锁要求,这些要求与加州圣贝纳迪诺枪击案中检方提出的要求类似。

2015年,政府援引已有227年历史的法律《All Writs Act》,请求布鲁克林一家联邦法院强制苹果从一部iPhone手机中提取数据,FBI要求解锁圣贝纳迪诺枪击案嫌犯手机的依据也是该法律。它赋予了美国法院广泛的权力,以确保他们的命令得到执行。

茨维林格对法院命令提出抗辩,苹果对抗FBI时重申了他的辩词:如果苹果帮助政府解锁一部手机,哪怕它属于一名犯罪嫌疑人,这种行为也损害了用户对其安全系统的信任。

根据笔录,茨维林格在法庭上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消费者可能会想,‘如果苹果没有干获取我的个人数据这种事情,如果苹果打造了一套避免它自己获取用户数据的系统,为什么它一而再再而三地遵从没有明确法律依据的命令、帮政府解锁手机?’”

审判上述案件的地方法官詹姆斯·奥伦斯坦(James Orenstein)表示,他赞同苹果的辩词,但尚未作出裁决,因为该案件的被告已经认罪。茨维林格请求法官做出这项裁决,这样就可以成为一个判例,让苹果更广泛的抗辩有据可循。

从茨维林格的辩词来看,苹果可能认为,它可以在提供自家服务的一些数据方面做出让步。不过,这家科技巨头希望国会能够制定相关法规,并适用于所有的科技公司,而不是让政府凭借一项两百多年前通过的法案就要风得风要雨得雨。

“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即‘个人隐私和政府权力之间的平衡点在哪?’”茨维林格表示,“无论结果有利与否,正确的过程是在国会展开公开辩论,而不是以这种一纸命令的方式处理。”


翻译 / 何无鱼

Source:《Theguardian》

  • Apple
  • FBI
  • 马克·茨维林格

造就评论0

造就  发现创造力